制裁手段为什么会适得其反?

雁默

不能将白宫的决策作为“美国智商”的量尺，误以为美国人都很愚昧，事实相反，这个国家的聪明人非常多，他们在许多重大事件上，都精准地预测到未来。今天的俄乌冲突就是显例。

那么，为什么明智的建议不被白宫采纳?

早在2014年爆发克里米亚事件时，美国内部就陷入了两个主要的争论，其一是“该不该武装乌克兰”，其二是“制裁俄罗斯是不是好办法”。

关于前者，美国早有专家大声疾呼，“武装乌克兰”只会使冲突加剧，并将美国拖入未来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

关于后者，美国内部对制裁手段不以为然的声量也不小，大有专家警告制裁恐将适得其反。今天的俄乌冲突，证明了当初的制裁确然适得其反，哪怕彼时的制裁力度并不算强。

以下专论“制裁”的部分。

制裁的四种目的

关于制裁，我们该了解的基础知识是其四种目的：“预防性威慑”、逼对手退却、促发对方“内部政变”及长期消耗对手。

先来看看既往的制裁结果。

第一种，预防性威慑。无论在2014年或2022年，西方的预防性威慑都以失败告终；第二种，逼对手退却。2014年失败，2022年看起来也不会成功；促发对方内部政变。2014年只让对手支持度更高，2022年也完全看不到可能性；长期消耗对手：2014年只让对手更“适应制裁”，2022年俄罗斯出手，证明其确实适应了制裁，并因此布局了新环境的生存策略。

简言之，历史表明，西方并没有收获制裁的预期效果，而且适得其反。那么，从2014年低力度的制裁，演变成2022年高力度的制裁，是否就会有效呢?

一个简单的逻辑概念是：将对手逼到墙角的制裁，反而消除了对手的顾忌，当一个人觉得再没什么可失去时，就更敢于下大注。

就目前的现实来看，以上四种目的中，只有“长期消耗对手”的实现与否是尚待观察的。然而，目前西方的制裁力度实际上同时造成了自身的损伤，尤其是欧洲，这就变成了较量彼此耐力的局面，“谁比较需要谁”就是问题的核心。

俄罗斯的考量点是，除了能源，还有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商品可视为自己的贸易优势，因此控制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势在必行。换言之，西方制裁力度愈大，俄罗斯就愈得确保胜利。

此外，在西方民间企业纷纷被迫撤离后，俄罗斯誓言“不再依赖西方”，这是影响深远的宣示，意味着即便事态缓和，西方企业再想重返俄罗斯市场，都会发现困难重重，因为容纳西方的商业结构已经成了俄罗斯的国安问题。

西方含日本、韩国等盟友的人口大约13亿多，显然并非市场的全部，光中国人口约略就是这个数，还得加上与俄关系良好的人口大国印度，另外东盟6.5亿人口，以及非洲，中东，南美，虽然这些非西方市场的整体消费力尚嫌不足，但其潜力无人敢忽视。

西方这种用力过猛的、适得其反的制裁，就中长期来看，现在舆论皆认为欧洲将受到的损伤大于俄罗斯。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结构，这个结构的重心因俄罗斯而更快倒向东方。

这是西方要的吗?

制裁的对象错误

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关于制裁的讨论中，有一项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西方到底在制裁谁”?

曾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将“非我族类”的大国融入西方经贸体系，可以改变其体制、行为与文化。这种想法里有一个他们自以为的、“道德”的目的，就是全球(西式)民主化与自由化。

现在，他们察觉到这条是死路，但无可讳言地，这些非西方大国还是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各自内部都有亲西方的人群，包含俄罗斯在内。

历史表明，制裁手段毫无疑问地会冲击一般平民百姓。但考虑到反作用力，被伤害的远远超出制裁者希望锁定的对象。如美国近日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伤到的不只是克里姆林宫执政团体，还因为影响了油价而伤害到全球的消费者。更不用说，西方民企的撤退，殃及多少俄罗斯就业人口，以及第二波会受影响的欧洲就业人口。

重点是，像这次“核弹级”的制裁力度，同时大面积伤害了亲西方的俄罗斯人民，这在“道德”上而言，就是百分百的适得其反，不但伤敌、伤友、伤己，还殃及广大的第三方无辜人民。

制裁对象的必然误伤，证明了制裁手段的不可取，因此历史上完全没有“制裁得宜”的案例(当然，逼不得已的反制裁，就没有“道德”上的包袱)。

制裁背后的经济原理

误伤之外，就被锁定的制裁对象而言，这也是改变的绝佳契机。

克里米亚事件后，被制裁的俄罗斯努力适应了新局势，渐次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这发展至少使得目前的制裁无法达到致命效果。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身上，愈制裁就愈强，就像尼采的名言“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制裁方并非不知道制裁手段的局限与反效果风险，但总认为制裁成本低于成效，因此鲁莽行事。事实上，总结历史经验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发出的预警之所以不被采纳，往往是因为制裁方不愿付出成本高昂的战争，宁可接受制裁失败也硬着头皮干。说白了，就是总得做些什么。

但鲁莽并不能说明一切，不好用的工具之所以一再被使用，还有更深层的理由。

制裁与战争并非所有选项，外交折冲的方式也是选项之一，不愿尽一切努力规避制裁与战争，说穿了，就是制裁手段能让某些特定的少数群体取得暴利，如美国能源业者、军火业者等等，这些群体得靠混乱致富。

抢走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份额，以及诱使欧洲武装自己，都是非常庞大的生意，大到足以让获益者超越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利益采取行动。

政治毕竟是少数人的职业，掌控政治的这群人背后的商机无可限量，因此所谓“深层政府”的考量点，迥异于一般理性专业的利害评估，他们想的是如何为个人套利，而非国家的损益。

了解制裁背后的经济原理，即知除了无辜大众，被逼着配合制裁的民间企业也是受害者，他们牺牲自己的获利，成就了特定行业的商机，而这种牺牲往往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永久的。

这便逼着民间企业不得不让自己也有政治影响力，但求避开重大风险。西方的金权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

大致而言，制裁者已对改变俄罗斯行为不抱希望，但求能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以减少可能的伤害。此思维来自“自由阵营vs极权阵营”的西方叙事，认为制裁可以发挥“彼消我长”的作用。

但这是积极转向消极的概念，进攻转向防守的姿态，研究制裁历史的美国专家也坦言，如此定位目的的制裁终将失败，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叙事里，“任何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都应该捍卫那些反对压迫者与其独裁政府的抵抗，而不是惩罚那些不幸发现自己生活在这种政权下的人。”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制裁也恰恰惩罚了“深陷敌营”的自由主义者。

不能不说，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零和思维。其实没这么复杂，误伤就是误伤，无辜者就算不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无辜。制裁至少在道德上注定失败，无论有没有伤到制裁者的“友军”。

上一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持反对意见的美国专家嘲讽，这是为普京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当时俄罗斯经济正陷入衰退，美国的制裁反而给了普京转移焦点的借口。

姑且不论这论断是否正确，俄罗斯此后转向注视东方是事实，证明了一个没有反作用与副作用的制裁，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