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以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为理论基底，解构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情感依托，分析决策背后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仅供参考。

研究中美关系的路径之一，是研究者进入对象的身份意识，而精神分析则提供了研究者除却自身移情与模拟外的另一认知工具，它基于形式逻辑的推演，其基于人类情感的双重矛盾性作为抓手，预设一股有方向性的情感力之挥发，总是伴随着另一股反方向的情感力作用于潜意识，而被意识所压抑，由此演绎在不同意义情境，乃至不同情感表达之间解读出存在的情感意义来，并藉由演绎使其可被理解。

一来，情感是精神分析最基础的研究对象，可以把情感分为四种正面与负面情感，分别是“热情”与“仇恨”，而如前述的情感矛盾，存在促成作用的情感，也势必存在相反之遏制情感：遏制“热情”的是“沮丧”，指涉认识到目标之不可成功达成时的感受，而遏制“仇恨”的是“焦虑”，指涉认识到目标无法被成功排除时的不确定状态。二来，客体对象的情感关系也是精神分析学研究的重心，最简易的论述譬如婴儿初生时首先承受的是堕落之力量与饥饿之感受，此种可以因母亲的抚养而平复，则犹如获得宰制世界的权力，在需要时能获得哺乳与怀抱，而母亲抑或是对其啼哭不能容忍乃至抛弃致使婴儿焦虑，由此母亲一分为二：好的母亲哺乳，证实了权力中心在于自己，因而处于宰制之地位，或是诉诸热情边际化展开行为，朝向目标达成的砥砺，或是诉诸仇恨界定敌我成分，展示自我的中心；坏的母亲未能及时哺乳，被抛弃的恐惧油然而生，权力中心显不在己，则或是争取强者认同以安抚无能，或是致力于弱者联系希图展示抗拒，此种活动始终处于一种争取过程，争取的过程令人焦虑，而争取不到常常让人沮丧。

引入美国对华决策情感的分析，则在中美关系的问域考察下，中国作为客体也可同时扮演“好母亲”与“坏母亲”。因此借助上述联系认知框架，运用形式理性达到移情理解也成为可能，便于理解中美关系演进历史中美国的对华决策情感所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生剧烈变化的是中美关系。一来于全球脉络，如伯恩斯坦所说，当时美国担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二来于中国内战脉络，华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一直用试图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政府寿命，则美方念念在兹的是争取中国大陆的非赤化，从而维护世界范围的非赤化，而中国如同“坏母亲”一般却证实了权力中心、世界潮流与演进趋势并非操之于，如同将世界范围内红色潮流的宿命论诅咒强加于华府，使得华府神经衰弱如麦卡锡事件一般，恐惧、不安与沮丧加诸他。另一方面，统一的中国又成为异己，华府亦觉得权力应是操之于己，念想将中国问题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即使主导权已被历史进程所把握牢牢，于是乎面对力有不逮的新中国，华府在诸多领域不断激荡自身的“仇恨”，力求竭力对新中国排斥，展示了不可一世的固执。

1969年1月，尼克松上任，开始了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中国于中美苏三角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中国偏向任何一方都能改变美苏对抗的平衡，美国对华逻辑即转为“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此时华府的心态，譬如刚脱离母态之婴儿，在颓势的战略态势下，其中仰赖母亲角色的爱心与耐力之处甚多，母亲的角色或是能在怀抱安抚中使得婴儿，或是对其不能容忍乃至抛弃致使焦虑无法宣泄，而中国此时扮演的正是前一种角色，给予弱势之中的美国以“好母亲”般的权力抚慰，助益其重拾权力与实力结构的信心。但与此同时，美方对于中国是否能担当制衡苏联角色的意志以及实力始终存疑，使得向中国争取的过程是始终令人“焦虑”的，而对其反思与不确定在彼时呈现常态。

1991年冷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结束，这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既有范式，之前其对华战略思考均是置于对苏关系得到定位的，而冷战结束旧范式即宣告结束，新范式则进入磨合期，直至1996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接触战略，对华政策在“接触以改造”逻辑下重新合理化。中国的角色则是矛盾的。一方面，针对经济市场化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这一使命貌似是耦合乃至配合的，从价格转轨，直至申请入世，对于华府而言宛如一个溺爱而宠己的'好母亲'，证实了权力中心操之于己，由此激起华府的热情，美国期待中国“稳定、繁荣、开放”；但另一方面华府讳言所谓“中国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差距仍旧很大”，而华府犹如争取'坏母亲'的认可，争取不到将令人沮丧，而事实也沮丧的，这一点已在伊斯兰世界中所证实，也最终被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证实。

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一种“公牛闯进瓷器店”的姿态彻底击碎了上一个阶段形成的基本范式，直到拜登政府，新的对华范式即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前一阶段之热情伴随着愈来愈多的沮丧，直至为沮丧所证伪：反而伴随的是，认定中国是其霸权的主要挑战者；此种沮丧加总累积使得美方转而生成焦虑：'坏母亲'争取不到是令人沮丧的，但如果争取不到且似有危机于己时，更易生发焦虑，此时理想主义的考量挥却，仅剩现实主义的实力决定论，防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要务。而与之伴随的是仇恨，沮丧最终转为一种所谓的受欺感，如白邦瑞之百年马拉松叙事，原本受动的沮丧，经由受欺骗感作为中介，最终引泄出仇恨与排斥之主动作为替代性满足，“以中国为敌”遂成为美国最大政治共识。

如上，如果将中美关系作长时分析，中国的角色可定位于不同的母亲扮演，由此衍生华府在自我中心与社会归属上不同的身份意识，再到华府于四种基本情感的投射，那么将得到一个精神分析视域下中美关系的诠释框架，助益于中美关系及其演进牵涉到的诸多矛盾现象之情感缘由。(李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