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海研中心学术顾问王卫星
●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标志着数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难以逆转的大势。
●时代变局中危与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便是危。
当前，世界正处于国际格局转换、新旧力量消长、保守主义回流、“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的交汇期，大国行为体勃兴等变革性现象风起云涌。“变”是这个大时代的主基调，因“变”而生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等时代特征日益凸显，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动荡阶段。这场动荡对国际社会冲击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为百年来所罕见。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指，需要从本轮国际格局转换与以往相比的根本性差异上，观察其中的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新兴大国崛起，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回顾历史，自“大航海”时代使五大洲结束彼此孤立状态、构建起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世界权力中心以来，这一权力中心始终在西方世界内转移，无论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抑或是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是西方世界的一员。过去一段时间，世界的历史就是欧洲的历史，世界的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性衰退，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战略格局才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趋势，而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标志着数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次，保守主义回潮，传统现实主义再次成为世界政治主流。面对大历史发展中的变革性趋势与不确定未来，既得利益者往往坚持守旧拒新的保守主义立场，在实践中采取传统现实主义的施政路径。近年来，随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特别是“中升美降”之势显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大国危机意识上升、焦虑感加重，传统现实主义在其国内有所回潮，导致大国竞争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特朗普政府当政后，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美国优先”等主张，即带有典型的极端保守主义色彩与传统现实主义特征。其以“美国优先”为根本指向，把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公开进行战略施压与重点围堵，直接导致中美、俄美博弈加剧。
再次，“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经贸模式面临重大挑战。特朗普政府一反经济学常识，逆转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以“绝对收益”“零和观念”经营国际贸易，针对中国发动非理性的“贸易战”，对部分盟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威胁退出世贸组织。美国寻找各种理由不断“退群”，给原本相对平衡平稳的世界添加了复杂的因素。这些被冠以“维护公平贸易”之名的“逆全球化”盲动，实则是追求美国一家独享的眼前利益，不仅无益于调整现有国际贸易失衡现象，而且长此以往会从根本上危及国际贸易机制。
最后，非传统国际行为体兴起，深刻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塑造。随着信息技术、公民权利、跨国性社会力量的发展，国家间关系不再仅取决于传统的政府当局，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民众团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权力载体的影响。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事件策动、议程设置、政治游说、商业运作、技术研发等途径，不仅影响着一国的内政外交，而且影响国际政治未来走向，已成为国家间关系塑造的重要驱动力量。自17世纪中叶以来延续至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因此经历着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对未来的影响当前还未完全明朗，但其影响力日益加强的趋势已经显现。
三个“未变”一个“大变”
尽管世界大变局已经到来，但从现有情况来看，目前变化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国际格局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尚未到来。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宣示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清国际变局本质、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有效驾驭战略全局的远见卓识与战略定力。
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宏观判断，可以从三个“未变”与一个“大变”来理解。
首先，国际社会成员谋求发展的根本诉求并未改变。实现更加平衡、更为充分、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始终是各国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同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合作伙伴。当前，尽管因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差异催生了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可能性，各国因面临转换期的风险采取了更多自利性举措，曾经给世界带来广泛红利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亦遭遇重大挫折，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各国在发展机遇与发展效果出现波动情况下的暂时性政策调整，其本质仍然是试图通过一定的策略性改变，恢复发展活力、赢得更多发展资源。
其次，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并未改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峙，世界人民对于大国竞争的极端化发展高度警惕，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深恶痛绝。特别是冷战后各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尝到了和平的红利，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难以逆转的大势。即便是在美国国内，尽管对于中美实力消长带来的变化存在着所谓的心理失衡，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希望中美竞争失控，更期待两国能通过密切互动寻找到新的解决分歧的方法。
再次，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身份并未改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5%，甚至一度连续多年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主要驱动力。目前，中国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了15.2%，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30%。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态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合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对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构成重要影响。
最后，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度正经历巨大改变。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走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以各种形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由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拓展了国际合作新空间，带动沿线国家货物出口、投资贸易、产能合作等取得丰硕成果，而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使世界各国从合作中真正感受到了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之首。与此同时，中国还身体力行在联合国世界和平维护行动中扮演着中坚力量。从1990年开始，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目前已经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第二大出资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海研中心学术顾问王卫星
顺势而动驾驭变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又要看清其本质所在和发展趋势。要认识到时代变局中的危与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便是危。
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合理规划应对之策。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预期：一方面“中国崩溃论”再度喧嚣，另一方面“中国世纪”的声音不绝于耳。“棒杀”也罢、“捧杀”也罢，我们自身要有定力、耐力、忍力，以中国大战略目标为根本依据和战略举措的取舍标准，合理确定阶段目标与相应策略，既充分预估当前变局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应对危机的各项准备工作，又善于发现并及时把握其中可能显现的战略机遇，有效利用机遇窗口赢得战略主动，带动全局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将面临大国遏阻与周边摩擦共同升温、相互激荡的局面，危机多发频发将成为一种常态。要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临近成功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要坚守战略底线，防范战略风险，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与化解风险的实招高招。
三是要善于纵横捭阖，防止成为“众矢之的”。一国对外政策有两大禁忌：一忌无谋，二忌冲动。二者中后者对于国家损害尤大。历史反复警醒我们，当GDP位居第二的国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2/3时，会极大地激发美国民众的忧患意识，招致其网罗盟友、联手打压。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还是80年代的日本，与美国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未来，我国要设法过好这个坎。应充分估计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稳妥处理大国关系，积极寻求利益共识与合作，同时善于用势、借力打力，避免单打独斗，避免四面出击，避免成为地区矛盾的中心和焦点。
四是要以规则创新为抓手，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今后一个时期，要逐渐适应中国身份发生变化的事实，以全球治理改革为突破口，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以兼顾各方利益、引领未来方向的规则创新为抓手，推动我国向“全球治理链”高端迈进。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已有基本治理架构，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既有机制做大做强，利用双多边舞台在全球事务中传播中国声音。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新兴领域治理机制构建，通过创设议题、规划和议事日程，提升中国在网络、太空、极地、深海、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话语权。
五是要刚柔并济塑造周边，妥善管控第三方因素。受历史因素及域外大国刻意舆论引导，周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拓展感受最早、感触最深。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压力也直接来自周边国家。“周边第一”应成为中国经营国家安全环境、规划和平发展进程的首要重点。宜将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有益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举措，优先在周边地区落地，通过双向互动与机制建设，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走向深入，压缩域外大国介入空间。同时，要在周边地区和重大利益攸关区域有效防控生战生乱因素滋长，避免中美关系因第三方因素而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
六是紧盯国际科技前沿，及时抓住“弯道超车”机遇。要充分认识到新兴颠覆性技术对全球大变局未来走势的战略性影响，准确研判战略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时抢占技术发展窗口期，借力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影响，缩小与发达国家间“技术鸿沟”，争取形成局部优势，带动国家整体科技实力与战略能力跨越式提升。同时，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科技风险预警评估机制，防止主要战略对手对我实施技术诱导与战略欺骗，致使我走上发展歧路，错失赶超机遇。
历史上，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喜欢扮演“警察”角色，骨子里深植主导他国的执念，行为上多有干涉他国的举动。新中国建立以来，同样也有那么一些国家喜欢频频制造事端，干涉打压中国。这一切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但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动摇不了全中国人民追梦圆梦的坚定决心。未来将证明，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得住的！（作者为军事科学院首席专家、海研中心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