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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习总书记讲话重温“一国两制”初衷初心
来源:海峡之声网  2017年07月01日 21:43    【字体:    】  【 关闭 】
 
 

  海峡之声网7月1日专稿(记者景艳)今天,香港隆重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就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二是全面准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先生在接受海峡之声记者专访时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完整内涵,对“一国两制”的法理以及香港法治的宪制基础做了一个权威的说明,这个说明对于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际重新凝聚“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回溯“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全面完整意涵、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非常关键。

  
  田飞龙先生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方针,基本法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基本规范。回归二十年之际,如何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内部逻辑、“一国”与“两制”的具体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及香港法治变迁的关系,一直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重点和难点。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会展中心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突出了“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以及宪法与基本法对香港法治的塑造意义,为全面准确理解和实践“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指明了方向。

  
  一国为本,两制为用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明晰的梳理,突出了“一国”在“一国两制”中的“根”“本”地位,以根深叶茂、本固枝荣为喻加以形象说明。这是一种积极的“一锤定音”和法理纠偏。以往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较为偏重“两制”,相对强调高度自治,而对于一国之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强调不够,这在回归初期的特定阶段或许有其可以理解之处,但在国家全面现代化以及依法治国进入深水区之后,其不合时宜日益突显。对“一国”的相对忽视不仅造成香港司法体系与本地法理学的严重偏颇,而且造成了香港人对国家的某种离心倾向,尤其是青少年无法具体认识和感知国家的具体存在、权威与意义。国家不仅是一种象征,更应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威。对此,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如下与“一国”相关的法理要点:

  
  第一,“一国两制”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统一,在此前提下才有香港繁荣稳定与高度自治。这确定了“一国为本,两制为用”的体用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与深度。“一国”在“一国两制”中的前提与基础地位必须正视和凸显。

  
  第二,划定国家安全的红线与底线,严密防范香港利用高度自治危害国家安全与主权。这主要指向近年来的“港独”分离运动,以及香港迟迟未能落实23条立法的制度缺陷。在国家利益受到挑战时,中央依据基本法有所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在邓小平的系列论述中已有体现。具体措施上,比如人大释法或人大决定就是有力的宪制性举措。

  
  第三,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不可偏废。突出“一国”不是为了偏废“两制”,而是重建“一国”与“两制”的平衡关系,兼顾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习总书记提出“两制”关系应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这也符合“一国两制”初衷,因为香港制度与中国现代化的学习方向及课题密切相关,保持香港制度优势及两制良性互动本身就是“一国两制”国家理性及改革开放整体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香港制度仍有内地需要学习的空间,尤其是它的金融与法治。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治港

  
  田飞龙先生认为,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但是香港法律界对香港宪制基础及基本法的具体法理理解存在不同取向,甚至有所冲突。香港人习惯于将基本法称为“小宪法”,习惯于按照普通法传统加以解释和实施,这种延续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治思维或方式在处理普通的涉基本法案件时基本可以接受,但是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甚至涉及基本法整体秩序利益时,就会跑偏,走样,变形。这些情况在回归20年来央港的多次宪制争议中暴露无遗,所以有早期护法法学家的权威论述,有多次人大释法与决定的纠偏,有白皮书法理学的系统整合,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习总书记在今日讲话中完整阐发了香港法治的宪制基础与制度变迁问题,为依法治港和香港新法治的生成提出了国家理解与国家期待。

  
  第一,宪制基础论的更新。从单纯强调基本法的“小宪法”地位到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宪制基础的共同基础论,来自于白皮书法理学的更新,这是中央在依法治港层面的理念性进步。此次习总讲话更进一步,突出“共同但有区分”的宪制基础论,即宪法高于基本法,宪法是基本法及特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在此前提下来定位基本法及其具体实施路径。至于香港反对派继续留恋或有意抬高《中英联合声明》的宪制地位,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秩序分野,误解中国宪法的效力与支配力原理,误解成文法传统与普通法传统的法哲学差异,恰恰构成了中央进行基本法法理学重建的行动理由。

  
  第二,中央管治权的积极行使与制度化。依法治港是正确认识及落实一国两制的新战略,侧重于依据基本法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中央管治权及中央对香港自治权的监督权。习总提出要将中央权力行使与香港主体责任相结合,也就是要求中央管治权和香港自治权共同承担其各自依据基本法管治香港的宪制性责任,不可偏废,不可推卸。此外,习总还明确提出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这实际上提出了基本法“继续细化”的要求,其具体路径包括人大解释、人大决定、人大立法列入附件三、中央管治权逐步完善与香港自治三权的全面监督对接机制,等等。

  第三,加强对公职人员与青少年的基本法宣传教育。占中运动是违法行为,旺角暴乱是严重的本土分离行为,“港独”更是颠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政治背叛及违宪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了对基本法权威的严重挑衅,也对香港利益和国家利益构成重大损害。因此,基本法的“再教育”、“再普法”十分必要。对基本法教育权的竞争与行使,是香港管治权争夺的重要领域。我们看到,占中以来,中央和特区政府已经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相应、相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基本法课程进入中小学,基本法教育加大投入,师资培训等。但这些显然还不够。此外,不仅青少年需要通过基本法教育增强国家认同,而且公职人员也存在基本法观念淡薄和理解错位的问题,也需要加强培训和指导。

  总之,习总书记讲话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基础法理的重构与更新,涉及到宪法与基本法的宪制基础论的深化,涉及到中央管治权在基本法实施中的宪制责任以及基本法对公职人员与青少年的教育议题,环环相扣,切中肯綮,有理有节,对于“一锤定音”地巩固“一国两制”信心与香港法治基础,提升两制互动融合水准,增进香港青少年与公职人员的基本法认同与国家观念将具有战略性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田飞龙,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博士毕业,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学者,著有《香港政改观察》,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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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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