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之声网专稿，作者：江德能)

　　1987年9月首次登“陆”的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访大陆，特地到厦门大学访问台湾研究所，与陈孔立教授作长时间访谈，成为台湾记者首次访问大陆学者之举。1999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台湾记者专访时说：“我们在福建省厦门大学有一个台湾研究所，经常阅读台湾的报章杂志，也提供决策参考。”一个大学的研究机构受到国家领导人如此的评价，这是很高的荣耀，一时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多年来，从宝岛台湾与世界许多地方来的学者、政界人士、工商业者、外交官、记者等到访厦大台研所的相当多，每年多达几百人次。当年的厦大台湾研究所现在已经升级为台湾研究院，当时的所长陈孔立教授，而今也已是78岁老人，他满头白发，不当所长已多年；但他研究台湾问题的热情仍不减当年，一直笔耕不辍，陆续有专著出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台湾研究专家，来了解一个充满爱国情怀和高度责任感的学者的人生际遇与感悟。

　　陈孔立1930年2月出生于福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任职于厦门大学图书馆。陈孔立高中毕业后，于1948年考入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后转学厦门大学历史系，并于1952年7月毕业。在校学习期间，陈孔立追求进步，表现突出，被推选为厦门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当政治助教，1953年8月，被选派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结业回校后被安排在厦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政治课教员，并担任了系党支部副书记。此时的陈孔立踌躇满志，摆在他面前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充满着阳光和希望的康庄大道。

　　没想到事有不测， 1957年，陈孔立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夜间就成了另类。1979年才获得“改正”。 陈孔立身处逆境不悲观、不怨叹，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1961年，他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后来他又被下放到福建武平县上山下乡，1972年3月厦门大学在安排大学复课时，一纸调令，把他从被下放的地方调回厦大，让他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从此，告别大学讲台已15年之久的陈孔立又站到讲台上，与粉笔、黑板为伴了。两年之后(1974年)，出于加强对台湾研究工作的需要，陈孔立被抽调去从事台湾研究工作，从此以后他与台湾研究结下了三十多年的不解之缘，而从陈孔立开始涉足台湾历史课题研究算起，即已有四十年之久。

　　回忆起研究台湾历史的那段岁月，陈孔立说那是一段辛酸与成就同在的历程：

　　“我开始研究台湾历史是在1962年，那时候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我们在厦门开一个全国性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当时写的文章都是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那收复台湾干什么？不能写，因为收复台湾要反攻大陆，后来我发现，台湾1962年也做了纪念郑成功的活动，文章写的是郑经反攻大陆，结果怎样他们也不敢讲，因为最后失败了，所以两边当时都有用历史为政治服务这样的一些东西。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郑成功收复台湾战争的分析》，军事上来分析，没想到文革时学生帖大字报，说郑成功打台湾从哪条路打过去就是叫蒋介石从哪条路打回来，这不啼笑皆非吗？后来我就发誓从此不研究台湾了，不单是我，我们几位研究台湾的老师，都被认为“里通台湾”，这个罪名可大了，所以发誓以后不研究了。但到1974年上面就叫我们还要研究，因为感觉到台湾问题需要研究，当时我研究现实问题，不单是台湾历史了，去福州军区前线广播电台，当时只有这个台有一点台湾的报纸，所以我到那边去住下来看资料，看了以后回来都不敢讲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果发现台湾在农村里已经普及黑白电视了。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台湾当时受的教育也是说大陆同胞也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讲大陆同胞吃的是香蕉皮，这是反共教育，当然也有人怀疑，香蕉皮吃了，那香蕉谁吃，肯定也是大陆人吃嘛，所以这一系列当时的历史上就有这些东西。

　　“到了后来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决定说要在全国找一个地方先设立台湾研究所，找来找去找到了厦门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这边有十位老师研究台湾历史，有一位老师还开始研究台湾经济，这在当时全国找不到的，而且地点又在厦门，靠台湾最近，中央就决定在这里设台湾研究所，我们是1980年设立的，是全国最早的，我后来也就转到台湾研究所来，我研究台湾的政治是在1987年，那时候我当所长，我原来研究历史的，前任两位所长都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开放后，台湾学者要来了，要来跟你谈都是谈政治谈现实问题不是谈历史，那如果我不懂政治、不懂现实问题怎么和人家交谈，所以我又改行了改为研究台湾政治，从这个时候就走上了研究方向一直坚持下来研究20多年了。”

　　在陈孔立研究台湾的近四十年中，他著作等身。这些著作体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针对性强，分析透彻。许多评论者指出，陈教授总是在许多人对某些疑难问题弄不清时，给予深刻的分析，使人一下就豁然开朗了。香港资深评论家陈子帛在评价他的《两岸僵局下的思考》一书时，以“解读政策视角独特，研究方法大胆创新”16个字作了概括性评述。

　　的确！陈孔立善于深入浅出、一语中的的睿智与机警给记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谈到对台研究需要全面、深入，考虑各个层面问题时，陈孔立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研究写的一本书：《菊与刀》，在该书中，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后，提出了战后的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而是要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行政机构，采取务实态度处理战略问题。陈孔立以此来说明研究台湾问题，不仅要研究政治、经济，而且要研究文化，更要深入到心理层面，才能真正了解台湾。他语重心长地说：

　　“研究台湾问题，台湾研究所当时成立以后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要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就是说认识现在的台湾你不了解它历史的话就认识不深刻，台湾的现实跟我们大陆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历史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了解台湾的历史，而我们这些人是学历史的，所以有这个长处；另外，还要全面地，当时提“全面”是很不容易，全面包括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要了解，另外，这个全面地意味着它的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都要了解，当时讲台湾有好的方面是不敢讲的，那时候思想还没那么解放，所以我们提出要全面地就包括要了解人家好的，人家为什么经济发展起来了，这个要全面地了解，因此还要实事求是，不能戴有色眼镜把人家贬啊批啊，那就不能真正认识台湾，我们抓住这个方向做为所里面的一个指导思想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从总的来讲研究台湾要这样。

　　“研究台湾的政治这个问题，我们感觉到不能就政治谈政治，我们认为为什么台湾政治会有这样的表现呢？还要更深入一步，深入到它的文化，它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文化，这些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所以要从政治提高到文化层面，光文化还不够，还要了解到心理、心态--台湾民众的心态，这样去了解了，就比光是从政治层面去了解要深刻得多，所以我们比较多地要注意到去了解台湾民众的心态，也就是要了解人。”

　　又比如，2000年5月，陈孔立写出《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一文，对这个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的论述，使读者对许多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各地报刊及100多个网站纷纷转载，引起较大的反响，谈及此文为何能产生这么大反响，陈孔立说，重点是研究的取向问题，要做到善于把握台湾人民的政治心理：

　　“《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人民日报》发表后所有的党报都转载了，当时我们也是从两岸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和平统一有什么好处的，也是从“以人为本”这个角度来看的，我自己感觉我的文章比较有影响就是我连续写的一系列文章，专门谈台湾人民的政治心理，台湾同胞对一些政治问题怎么看，包括对两岸关系怎么看，对和平统一，对“独立”这些问题怎么看，从历史到现实，历史给他们的记忆是怎么样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的历史记忆是怎样的，它形成怎样一种心态，以及两岸关系矛盾的过程里他们的记忆怎么样，从这里面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同胞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跟我们不同的环境底下生活的，因此他们出现的一些思想、心理肯定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就要介绍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往往就以我们的看法来要求他们，感觉到你老是不对啊，为什么你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呢？因为两岸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心理不一样，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我感觉这个可能对人家比较有帮助。研究台湾人民的政治心理这是一个领域，我们比较重视这一块。”

　　陈孔立台湾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他40年潜心研究而成的《台湾学导论》一书。在这本书里，陈孔立第一次把台湾研究界定为“是一门学科”。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在《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题为《对台研究也是一门科学》的评论文章中说：陈孔立的《台湾学导论》是“统一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以科学态度与严谨学风从事研究工作的典范；是解读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是第一次把台湾研究称之为可以与“香港学”、“敦煌学”、“红学”相媲美的科学。把台湾研究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是一个独到的见解。香港时事评论家陈子帛读完该书后感慨地说道：“《台湾学导论》完整地展示了陈孔立教授毕生学术研究的睿智和思想智慧的闪光，字里行间表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实事求是的责任承担”。《台湾学导论》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然而谈及自己的成绩，陈孔立却是极具谦逊和诚恳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

　　“所谓台湾学谈不上什么创见，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研究这么长时间以后，我感觉到台湾应当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跟大陆不一样，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比如说“香港学”、“敦煌学”、“蒙古学”，就是因为它较之整个中国有其特殊的东西，台湾也一样，因为它的历史条件形成了跟大陆很多不一样，当做研究对象的话就应该成立一门学科，但是要形成一门学科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只能写一个导论，连概论都还没条件写，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要建立这个学科是个过程，要大家一起来建立，而且我重点是写政治这个方面，主要就是说台湾政治应该怎么做研究我们总结了这段时间大家怎么研究，包括一些理论一些方法，开始先做一些试探，对于台湾的政治、两岸关系，要形成一个学科还要很长的过程，这只是一个初阶，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拓展。”

　　作为大陆一位台湾研究学者，陈孔立很早就走出国门到国际论坛上去参加台湾问题学术研讨活动。1986年一个台湾问题学术研究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陈孔立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他的论文。就在这次大会上，陈孔立与台湾学者交流，其中有后来成为民进党的吕秀莲、陈忠信、陈永兴以及号称“台独理论家”的史明等人：

　　“参加学术研讨活动的机会很多，在开放之前，那时候台湾不能来，有时他们通过美国来和我们交流，我们那时候也只好到外面跟人家交流，我是在1986年就到美国去参加台湾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认识了不少台湾学者，其中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吕秀莲，当时就在一个研讨会上碰面的。”

　　当时有人问陈孔立：“你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为什么后来却成了中国的殖民社会呢？”尖锐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陈孔立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对清朝历史的误解。你们说的不外是台湾的官员都是大陆派去的，台湾的大米运到大陆来。按清政府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所以台湾的主要官员都是外省来的，这一点福建、浙江也都一样。”陈孔立又说：“台湾产米需要卖米，大陆缺粮需要买米，这是正常的物资交流，商品贸易，根本不存在殖民地问题”。陈孔立极具说服力的回答博得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许。后来陈孔立还两度与吕秀莲会面，并在大陆、香港、台湾多次与民进党人交谈，双方多次就某些政治问题进行过争论。

　　陈孔立还是大陆的台湾研究学者中第一位向台湾“敲门”的人。那是1988年1月，陈孔立应台湾史研究会的邀请赴台交流；可是当陈孔立到达香港后，台湾当局却不批准他入台，陈孔立只好先把论文寄去台湾，由台湾同行在研究会上代为宣读，此事被台湾媒体以“陈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学术首开交流”为题加以报道，轰动一时。会后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波专程到香港会见陈孔立，双方约定在厦门大学召开一次讨论会再度相会。果然，1988年8月2日，台湾20多位学者几经周折来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海两岸学者首次在大陆联合举办研讨会。此后，随着台湾当局对两岸人员交往的放宽，陈孔立终于在1992年率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一行四人访台，这是大陆研究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学者首次访问台湾，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此以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与台湾学术界广交朋友，共同推动学术交流，十多年来你来我往，始终没有间断过。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两岸关系逐渐从“坚冰”走向“暖春”的三十年。从静止的台湾历史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台湾政治，1962年就开始研究台湾问题至今已经40年了，陈孔立这位年届八旬的厦大老教授大半生都在研究台湾问题，也因此历经波澜，承受过很多具有时代烙印的压力，不过，他最终还是赢得学界“设身处地洞察台湾人民心理，出神入化评点台湾问题”的美誉，这应该是对他最贴切的评价。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陈孔立见证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成长历程，而今，他终于盼来了两岸"三通"的时刻。当记者问及改革开放30年来，对两岸关系发展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的时候，陈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深情地表示，那就是中央始终坚持的“和平发展”主题及“和平统一”方针，他乐观地期待，期待着“和平统一”的日子不再遥远：

　　“特别深刻的一个就是和平发展，牢牢把握和平统一这一方针，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中央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一方针，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内部很多人就公开说过时了，应该要武力统一，中央能够坚持这个方针，这是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第二个，经过两岸关系这么长时间发展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最重要就是把握和平发展，中央把和平发展列入十七大文件里面而且提出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现在大家集中到这点比较明确，和平发展这一点，所以，定出这个方针非常正确而且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点要不断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