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市，提到年届八旬的洪卜仁，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一位“受众率”很高的人物，曾经担任过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厦门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退休后又在厦门市图书馆内设立“洪卜仁工作室”；他有许多温馨的“外号”——“厦门的活地图”、“厦门的活字典”、“厦门‘地保’”、“厦门变迁见证人”等等。许多市民遇到有关厦门文史或风俗典故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若一方提出：“咱们去请教洪卜仁”，另一方定会同意，于是双方便会约齐到洪卜仁家里或厦门市图书馆洪卜仁工作室去请教他了。每次洪卜仁总是热情地接待来访者，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借给他们文史资料，让他们“乘兴而来，满意而返”。洪卜仁那个五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常常高朋满座。为了来访者的方便，洪卜仁还花了近两万元，自费购买近百卷厦门的报刊资料“缩微”胶卷，购一台读报机，让来访者“免费”查阅资料，大家更感方便。

　　从中学教师走上文史阵地

　　洪卜仁祖籍惠安县塔窟乡对面的一个小渔村——山前村。这一带临海，风沙大，且又土地贫瘠，根本不宜耕作。于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村民们便把眼光投向大海，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不是出外谋生，便是到船上去当水手、做老(船长)；妇孺、老人即下滩涂捉小鱼、小虾“种”紫菜、撬牡蛎给补家用。洪卜仁的祖父、大伯父、二伯父都是从水手做起，而至驾船航海的“船老大”的。到了洪卜仁父亲洪开昌“接班”的时候，家里已稍有余资，父兄不忍心让年幼的“小弟”像自己那样再去干那种“驶船走马三分命”的海上营生，便让他“上岸”，到厦门一家钟表店去做学徒，学修钟表，后来，洪开昌又到一家打金铺去学打金银饰件。这位小名“合兴师”的洪开昌，心灵手巧，打出来的金银首饰不但款式花样好，而且收费公道，很受欢迎，名闻遐迩，数年后“合兴师”稍有积蓄，他便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合伙开了一爿打金店，既当“老闾”又作伙计，经起商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洪开昌深感自己不识字，做“睁眼瞎”之苦，发誓要让自己的子女上学堂读书。为此，他买了一份邮政局开办的“教育储金”，把一家大小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存入邮局做为供子女上学的费用。洪卜仁兄弟姐妹十人(七男三女)，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名叫“笃仁”的大哥。洪笃仁就是靠父亲的这笔“教育储金”读完小、中、大学，执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语言文字专家、教授，曾参与主编(任副主编)中国《汉语大辞典》。洪卜仁和他的弟弟洪永宏、洪樵甫可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当洪卜仁在就读高中时，父亲洪开昌因积劳成疾，邃然辞世了，那是1945年的事。于是洪卜仁只好辍学，早早地去找职谋生，挑起一家数口的生活重担了。

　　洪卜仁先是在他的舅父开的一爿钱庄做学徒，后又到报社兼职，他先后以“永铎”、“香山人”、“洪钟”等笔名在《大潭报》、《太平洋晚报》、《闽南新报》、《星光日报》、印尼《新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杂文、散文、诗歌、小说。这其中既有揭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诗歌之长予，如《人情》、《海葬》；也有怦击弊政的一事一议之匕首、更有许多憧憬美好未来，追求光明的的颂歌。洪卜仁的文章受到当时文艺界人士的注意，在蔡祖卿、曾昭铎编的地下党人许虹遗作的《许虹遗作选集》里谈到当时在许虹主编的《星光日报》副刊《星星》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名单中，就曾提到杨梦周、潘隽之(即潘懋元)、库伦、童睛岚、洪卜仁等人，夸奖他们是“点燃星星之火，揭露社会黑暗的人”；著名文学家雷石榆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丛刊)的《我的回忆》一文中，在谈到他抗战胜利后来厦门接办《闽南新报》副刊时，接触到的“文学青年”中，也特别提到他与洪卜仁结识的经过，并说洪卜仁经常在他办的刊物上投稿。对于早年这段长达数年的“爬格子”写稿生涯，洪卜仁深有感触地说道：“年青时的这段生活确确实实为我日后从事浩繁的文史研究工作砥砺了意志，锻炼了才干，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我后来能在文史园地上有所作为，肇基于兹矣！”

　　厦门解放后，洪卜仁在惠安香山完全小学任校长，后来回到厦门，在厦门六中等校当过教员，担任历史教学工作。教学之余，洪卜仁注意收集一些发生在闽南地区的历史资料，潜心研究，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史学论述。其中与人合作于1955年6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发表的关于民族英雄郑成功抗击荷兰人、收复台湾的论文之一；1956年3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小刀会的反清起义》，是最早介绍清末小刀会在厦门和闽南地区活动史实的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57年3、4月间，他还在《厦门日报》连载《厦门史话》，介绍厦门的近代历史。

　　1957年初，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发下调令要调洪卜仁到该校任教，讲授《历史要籍选读与介绍》课程。但就在这时候，在“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洪卜仁“因言获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留职下放监督劳动改造的“待遇”(只发“给养费”)，离开了他心爱的教学岗位和史学研究园地，他到马銮盐场、校办农场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去竟长达21年之久。

　　发现连横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档案

　　洪卜仁被人赞誉的一桩事，是他发现了国民党前主席、台湾国民政府原副总统连战的祖父、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于1914年到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原始档案一事。

　　连横原名连雅堂，祖籍福建省龙溪县(今龙海市)马崎社，其先人于清康熙年间举家移居台湾。连横1878年2月诞生于台南县马兵营，他一生饱览文史，潜心著作，是台湾著名的史学家，由他撰著的《台湾通史》六十万字，系统地叙述了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和台湾的开发建设过程，历来深受史学界的重视，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称此书为“必传之作”。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失败，清廷被迫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等地给日本。条约中之第五条规定：“条约文本互换后，日本准台湾本地居民退出界外；但限期届满尚未迁徙者，均视为日本臣民。”1897年5月8日是所谓“期限届满”之日，是台湾同胞决定去留台湾的最后日子。连横因其母患病在床，一家人不便离台外迁，一夜之间便屈辱地变成了“日本国籍”的人。对此，连横认为是堂堂中国人的奇耻大辱。1914年初连横有机会到北京，就亲至中央政府内务部填写《申请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重做中国人，并改“雅堂”名字为“横”。这件事对于评价连横这位著名史学家至关重要。但是连横复籍改名的史料人们一直未曾见到，如能找到并把它公诸于众，不但对于印证海峡两岸血脉相连关系有益，且因连横嫡孙连战是当时国民党的主席、国民政府副总统，故对“和平统一”台湾也有积极意义，洪卜仁很想把这件事搞清楚。事有凑巧，1994年12月，洪卜仁赴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他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台湾史料时，意外地在《内务部卷宗》中看到有关台胞“复籍”的字眼当时他真是大喜过望，当即借出一份题为《寄居台湾侨民回国恢复福建原籍兼改名有关文书》的卷宗，果然看到了连横亲笔填写的一份复籍改名申请书，洪卜仁把全宗档案材料复印后带回厦门。《港台信息报》编辑张红、方友德和新华社记者蔡国烟相继前来采访，在《港台信息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把这一发现公诸于众，引起了广泛关注。2005年5月，连战主席“和平之旅”访问大陆时，当连横复籍更名的文件复印件由国民党女发言人郑丽文转交连战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引起哄动，这位女发言人郑重地说：“连主席非常感谢，感谢厦门的专家”。

　　主编、主纂地方志书二十多部

　　“盛世修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各地出现了编纂志书的热潮，洪卜仁做为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机构的负责人，担任主编、副主编、主纂编撰的各类志书、资料汇编、专著达三十多部，这其中如《厦门华侨志》、《厦门土地志》、《厦门与香港》、《厦门旧影》、《厦门总商会资料汇编》、《厦门文化丛书》、《陈嘉庚与福建抗战》、《中国经济特区简志》、《闽南革命史》、《泉州华侨志》等篇幅巨大，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访谈中，由厦门市政协发起组织、由洪卜仁参与主编、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厦门文史丛书》首批的《厦门史地丛谈》、《厦门名人故居》、《厦门电影百年》等四本书正好出版，送到洪卜仁手中，洪卜仁十分兴奋，他告诉我；这套丛书厦门市政协计划全套编撰、出版三十部，包含厦门的方方面面。他表示原为这套丛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洪卜仁爱书、藏书，大半生耗资购藏图书达二万多册，为此洪卜仁还曾经被评为“厦门市十大藏书家”。书籍陪伴洪卜仁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这其中有的书还是绝版书，甚为珍贵；但是2006年底，洪卜仁毅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二万册自己珍藏的图书，悉数捐赠给厦门市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华侨博物院，让更多人查阅、使用。消息在报刊上披露后，甚受赞誉。

　　目前洪卜仁挂名十多个“空衔”，而实实在在干活的仅三个，一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特邀研究员。

　　鉴于洪卜仁长达半个世纪以来从事文史研究工作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洪卜仁荣获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个人材料入编《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辞典》、《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访谈中，洪卜仁始终精神矍烁，思路明晰，声音洪亮，看不出眼前的他已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老者。访谈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敬业的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拳拳爱国、爱乡的博大胸怀；感受到他历尽磨难而其志愈坚的斗志和积极向上、勤奋努力的工作精神。